最后, 制度协同的回应性之困。

菲尼斯的理论前提非常明确，即人类胚胎（甚至是最初的受精卵）的形上定位是位格，道德定位是享有权利或尊严。据此，他反对为医学研究的缘故而杀害胚胎，这也是一种反自由主义的传统派主张。

这种意义上的完善应当说既经过了理性的辩护，也符合我们关于人性尊严的直觉理解。第四，尊严是有害的，有可能带来伤害。以此为基础，我们就不难对胚胎进行定位了。孙效智同样批评了潜在位格这个概念，他认为，位格必须是现实的，而不能是潜在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更好地维护了作为一个未来人的尊严。

当代自由主义对位格内涵的界定基本延续了上述看法，比如Singer认为位格的特征包括：自觉、自我控制、未来与过去感、能与他人建立关系、关于他人、沟通与好奇等。就后者而言，尊严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。公安事权划分，在以往的研究当中，有指中央与地方公安机关的管辖事项，或者公安机关内部的警种划分，也有等同于公安管理体制。

因此，公安机关的条块体制运行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，恐怕也不是财政分配不合理那么简单，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。表格1  行政事权与立法事权之对应关系 地方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权力，来自中央和地方立法的授权。可以考虑采用的策略是，第一，在《人民警察法》、《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》之中做出上述大致划分之后，一方面，要引入全国统一和因地制宜判断标准，并胪列出允许地方因地制宜的事项范围，包括治安、道路交通管理、刑事执法等中的具体事务，比如，违法犯罪的预防、落户条件、城市交通拥堵治理、社会矛盾化解等。上级公安机关为追求政绩、彰显存在，不断发号施令、监督检查、考核问责，这会使得条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晰，从而抑制并损害下级公安机关回应地方事务的能力。

（3）地方事权由地方立法。[4]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，就是地方公安机关大量承接了中央事务或者中央委托事项，而中央又没有配套落实有关经费，造成地方不堪重负。

凡属地方的事务，即涉及本行政区域利益的事务由地方国家机关决定。这并不绝对排除地方的立法事权，地方还需要充分发挥治理作用，裨补阙漏。属于面 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，由地方管理，以提高工作效率、降低管理成本、增强行政活力。探索试行把交通、消防作为地方公安事权的制度，与之相适应，把相关的编制管理权和支付责任交给地方。

[15] 参见，余凌云：警察权划分对条块体制的影响，载于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8年第3期。最后，实际运行呈现出的过于随意的权力上收趋势，在极大削弱了地方治理能力之余，还把公众不满、社会压力以及责任追究留给了地方。对事关地方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、人民安居乐业、经济社会发展的，如打击刑事犯罪、维护社会治安、安全防范、治安行政管理等，确定为地方事权，由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分级分区承担。[45] （3）只能因地制宜的，属于地方事权，由地方决策并实施。

惟法律标准亦有自身独具之价值，且可能基于公平正义等法价值对经济标准导出之划分格局加以调整，故可谓法律标准的效力位阶相对更高。第二，在单行法，比如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中，尽量明确可以由地方决断的具体事项，以及决断的程度和范围。

参见，王浦劬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——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，载于《政治学研究》2016年第5期。[31]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均权理论触及了分权的标准，权之分配，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，而当以权的性质为对象。

共同事务的承办方式分为中央决策、中央与地方共同执行和中央决策、地方执行两类。这些事项的地域属性强，必须由地方因地制宜，根据实际情况裁断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，我将聚焦在职责分工上。[39] 参见，尤小文：直面公安体制改革四大问题，载于《人民公安》2003年第21期。1、一般理论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，一直在摸索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经验，认识到中国是大国，人口众多，情况复杂。第二，从有关的划分中，特别是不多的理由阐述之中，隐晦地运用了重要程度、影响范围等标准，但是，事务本质理论运用得并不充分。

参见，黄韬：《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——历史、现状及法治化路径》，格致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6页。[36] 因此，可以说，这项工作远远还没有完成。

（2）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立法。[37] 尤小文认为，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是，国内安全保卫工作、出入境工作和边防工作属于中央事权，治安管理属于地方事权。

六是边防（第6条（十））。[16] 这为中央集权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。

这也是防止地方化的一种对策。第二，国家统一规定，比如，第24条（组织机构设置和职务序列）、第29条（教育培训）、第30条（服务年限）规定的主体都是国家。[35] 因此，可以考虑以事务本质理论作为划分标准，事务性质、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作为具体内涵的解释性构建。[26] 参见，刘剑文、侯卓：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，载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2期。

参见，赵炜：公安改革40年：历程、经验、趋势，载于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8年第2期。在我国，地方行政事权一般与地方自治无关，而是指中央允许地方自主决断的事项，理论上不排除中央基于法制统一的干预。

但是，它们却不具有独占、排他的属性。在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过程中，警察作为维护国家内部安宁与社会秩序的主要武装力量，更是需要加强对警察队伍的统一领导。

第一，在警察法之畛域，为适应改革开放，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摸索与试错之中，体制、机制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，主要依靠政策与红头文件，对法治化的要求并不迫切。[30] 上述条款实际上是规范立法事权，上述标准也是对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的进一步解构。

所谓决断，在立法上，体现为创制立法。[49] 公安工作涉及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的通力合作与积极协力，无论是治安秩序、安全防范还是交通管理，都必须从规划、建设等源头抓起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。第一，条款之中有国家统一规定、国务院另行规定、公安部统一监制、由中央国家机关审核批准等表述的，或者从内容上看，属于必须全国统一的基本制度的，属于中央事权。[29] 参见，潘小娟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，载于《政治学研究》1997年第3期。

并且，他进一步提出，在划分公安事权的基础上，把警察划分为中央警察和地方警察两大部分。根据《立法法》（2015年修订）第82条第5、6款规定，地方政府规章几乎没有创制能力，或者仅具有短暂期限的创制效力。

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不是警察权要不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，这已为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所逾越，当下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应该怎么划分，也就是在中央与地方的警察权划分上，究其根本，现在是没有划清，还是不易划清？为什么？怎么解决？隐匿在这些追问之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，在警察权划分上，在继续推进统一警察制度建设的同时，如何充分发挥地方公安机关的治理能力？也就是，在警察法领域怎么寻求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？ 为此，在本文中，首先，通过法规范的梳理，我们发现，从《人民警察法》到《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》，跨度十年之久，然而，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没有根本改进，依然是粗略的、宣示性的，法治化程度不高。[24] 转自，曹正汉、薛斌锋、周杰：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——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，载于《社会学研究》2014年第3期。

比如，金伯中建议，对事关国家安全、党的执政地位巩固、政治稳定的，如国内安 全保卫、边境保卫、出入境管理、反恐怖工作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的安全警卫、国际警务合作等，确定为中央事权，由公安部承担。上述扩大地方事权的诉求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希望不仅能够明确公安系统上下级、公安部与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职责权限，而且，也必须同时清晰地划出地方自主决断的法律空间。